一份200万月薪提案炒股怎么配资在哪配，撕开了昔日新三板明星企业的治理遮羞布，也掀起了中国资本市场对公司治理边界的深刻反思。
8月4日，伯朗特机器人公司董事会以1票支持、4票反对的结果，否决了董事长尹荣造提出的200万元固定月薪议案。若通过，尹荣造的年薪将达到惊人的2400万元，相当于公司2024年全年营收的7%以上。
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这已是尹荣造近期第二次提出天价薪酬要求。此前，他要求将公司未来十年全部净利润扣除1元后全部作为个人奖金。这一提案被公司第十大股东君岚投资怒斥为“掏空公司”“羞辱股东”的掠夺行为。
天价薪酬与经营困局的反差
这场公司治理风暴的核心人物尹荣造，中专学历出身，45岁，是伯朗特的共同创办人之一。他最为人知的是在新三板时期喊出的“万亿市值目标”和“百亿定增”计划，被市场冠以“狂人”称号。
2015年，当伯朗特营收仅1.31亿元时，尹荣造就提出要向自己控制的私募基金发行3.5亿股融资105亿元的计划。
2020年，他再发豪言，宣称公司一、二级应用商将实现资产证券化，公司市值将增值10000亿元。这些宏大叙事与伯朗特的实际经营状况形成尖锐反差。
现实数据令人忧心：2020年至2023年，公司营收从4.47亿元腰斩至2.01亿元，净利润从盈利7383.3万元恶化为亏损1.25亿元。
2024年情况未见好转，全年亏损3737万元，2025年上半年继续亏损740万元。四年半累计亏损超过4亿元的财务黑洞，与尹荣造的天价薪酬要求形成了刺眼对比。
危机的导火索是审计问题。2021年和2022年，天健与皇嘉两家会计师事务所连续对伯朗特出具“无法表示意见”的审计报告，主要针对其“应用商销售模式”下的收入真实性和应收账款风险。
这一模式通过授信和返点制度激励销售网络扩张，却引发了财务真实性的严重质疑。2023年4月，公司被强制从新三板摘牌。
尹荣造采取了极端应对——接连起诉三家审计机构，指控它们未勤勉尽责导致公司被摘牌，但所有诉讼均以败诉告终。这一系列事件严重损害了企业信誉和市场信心，成为尹荣造要求天价薪酬的“理由”。
控制权争夺与治理结构崩塌
表面上的薪酬争议，实质是一场公司控制权的生死较量。君岚投资代表李博铮在公开信中揭露，尹荣造此前通过“荣造一号基金”掌控了约40%的投票权，成为公司单一大股东。
这一基金巧妙设计：合伙人资金转入基金，投票权全归尹荣造个人控制。借助这一安排，尹荣造完成了对伯朗特治理结构的“私有化”。真正的技术团队与核心管理层被安排减持套现，所得资金几乎全部转入“荣造一号基金”，公司治理结构被彻底架空。
今年5月，“荣造一号基金”完成清算注销，所有投票权回归原始出资人手中。尹荣造失去了对伯朗特的控制权，这成为近期一系列“作妖”行为的导火索。
为巩固权力，今年4月，尹荣造修改了公司章程，规定“公司董事必须从与伯朗特签订劳动合同的在职人员中产生”。这一条款彻底堵死了股东直接委派董事的道路，形成“外部股东进不去、内部员工不敢反”的权力闭环。
面对权力流失，尹荣造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：一方面通过天价薪酬提案试图最大化个人利益；另一方面利用修改后的章程条款维持对董事会的控制。这种极端做法激化了矛盾，促使君岚投资联合其他股东发起反击，提议在8月18日临时股东大会上修改公司章程、改选董事，目标直指“清除尹荣造”。
君岚投资在公开信中痛斥：“尹荣造根本不是这家公司的缔造者，而是一个把公司价值、制度和尊严全部拿来满足自己控制欲的掠夺者。”
资本市场的警钟与治理重构的契机
伯朗特事件恰逢中国资本市场强化公司治理的关键时点。2025年7月25日，证监会发布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对董监高薪酬体系提出更严格的约束要求。
新规特别强调：亏损企业董监高薪酬需特别说明合理性，会计师事务所应重点审计薪酬发放的内部控制有效性。这与伯朗特亏损期高管逆势提薪的行为形成直接冲突，使其成为检验新规效力的典型案例。
此次事件暴露了当前公司治理中的多重缺陷。一方面，创始人通过复杂金融工具（如“荣造一号基金”）架空股东权利；另一方面，公司章程条款被恶意修改，剥夺股东基本治理参与权。
更令人忧虑的是，尹荣造治理下的伯朗特呈现出高度人格化特征——公司年报中充斥着“尹荣造的商业创新”“尹氏经济学”等个人崇拜式表述，与其实际经营能力严重脱节。
讽刺的是，伯朗特本身仍具有产业价值。据李博铮透露，在机器人本体行业，伯朗特国内出货量排名第三，仅今年7月就售出8700多台。公司账上还有1.5亿元现金且无银行负债，这在持续亏损企业中实属难得。
君岚投资强调区分“伯朗特是伯朗特，尹荣造是尹荣造”，认为公司摆脱个人控制后仍有重生希望。投资人计划推动公司“淡化个人、强化公司”，回归技术本质，成为“一家真正的、正常的机器人企业”。
尹荣造在君岚投资的公开信评论区留下“江湖险恶”四字，却不知真正的险恶在于治理失序对企业的致命伤害。伯朗特的故事揭示了中国创新企业成长中的深层悖论：当创始人愿景脱离经营现实，当控制欲望超越治理底线，明星企业便会迅速陨落。
无论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何，这场围绕200万月薪展开的争斗已为中国资本市场敲响警钟——没有制衡的权力必然走向异化，没有监督的创新终将付出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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