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商汤带领军队征伐夏朝炒股融资门槛，在鸣条之战中击败了夏桀，紧接着商汤消灭了忠于夏朝的三嵕（zōng），最终导致夏朝的灭亡与商朝的建立。然而，考古学的研究表明，商汤灭夏的过程并不像史书记载的那样简单直接。实际上，商汤的胜利并非是正面决战，而是采取了一种巧妙的战略，借助诡计。他并未直接攻打夏朝的正面，而是通过从嵩山西部的迂回路线，突然对“西邑”（即可能为二里头遗址）发起进攻。这个行动可以在清华简中找到印证，其中提到“自西翦西邑，戡其有夏”。攻占了西邑之后，才迎来了最终的鸣条之战。
无论商汤灭夏的过程如何，至今无可争议的是，商汤的确完成了夏朝的灭亡。然而，通过甲骨文的记载，我们可以得知商汤并未完全铲除夏朝的影响，因为直到商朝的武丁时期，夏朝依然存有一个残余的“小朝廷”。
展开剩余73%甲骨文中的“土方”位于殷都（即商朝的都城）西北部，距离殷都约需十二三日的路程。著名学者郭沫若通过对商土战争和地理位置的考证，认为“土方”应该位于今天的山西北部。商朝时期，商人曾与许多方国发生战争，但在武丁时期的“商土战争”却尤为频繁且激烈。郭沫若指出，土方是与商朝发生联系最多、战争最频繁的民族之一。而且，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也是前所未见的，甲骨文中记载，最少有“三千人呼伐土方”，出兵最多时达到五千人，甚至有记录显示武丁亲自出征。最终，武丁彻底击败了土方，将其并入商朝的北部领土。
土方的强大实力有目共睹，而且这种实力显然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。从时间上看，土方必定是在与商朝长期并存的过程中逐渐强大的，直至商朝中期的武丁时期，土方才最终被灭。更重要的是，土方位于西北，距离商朝的都城足足有千里之遥，理论上，双方完全可以保持和平共处。但商朝与土方之间的频繁战争，尤其是商人发动的远征，显然表明了两国之间深厚的仇恨。那么，这种深仇大恨究竟源自何处呢？
实际上，所谓的土方，就是夏朝的后裔。这个结论可以通过四个方面的证据来支持：
首先，从文献上看，《诗经·商颂》中有“洪水茫茫，禹敷（治）下土方”的记载，而《尚书》也提到“帝釐（治理）下土方”。这些记载表明，土方曾是大禹时期治理下的国族。学者程憬在《夏民族考》中指出，诗经中的“商颂”很可能是商朝后裔的宋人所作，提到禹治天下时，已经延续使用“土方”这一名称。
其次，从土方的文字关系来看，《世本》提到“相土作乘马”，《荀子》也有“乘杜作乘马”的记载，而《吕氏春秋》则称“乘杜”为“乘雅”。这些称谓中的“土”、“杜”、“雅”是互通的，而“雅”又与“夏”相通。学者胡厚宣在其研究《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》中指出，土与杜、杜与雅、雅与夏是相互联系的，因此土方便是夏方。
第三，从“土”字的含义来看，《管子》有云：“中央曰土”，而《汉书》也提到“土，中央，生万物者也”。因此，“土方”具有中央之国的含义。夏朝位于豫州，恰好处于禹贡九州的中央地带，与“土方”的含义相符。而《说文解字》中解释“夏”为“中国（中央之国）之人也”，因此，“夏方”与“土方”意义相通。
最后，史书记载鸣条之战后，有一部分夏人北逃。司马迁曾提到，这些北逃的夏人可能是匈奴的祖先，虽然这个观点尚无定论，但现代的DNA研究确实显示，部分夏人有北逃的痕迹。《左传》还提到晋南有“夏墟”，说明夏人在此聚集。商汤再次发动进攻时，部分夏人可能沿黄河北逃，与甲骨文中土方的位置有重合的可能。
综合这些证据，土方被认为是夏朝北逃后的政权。由于其失去了都城和中央领地，因此只能被称为“小朝廷”。土方作为夏朝的残余政权，必然对商朝怀有深仇大恨。商朝则担心土方会死灰复燃，因此甲骨文中频繁记录了商朝与土方的激烈战争。事实上，这段历史的真相可能是，夏朝的部分势力在北逃后，远离商朝的控制，为了避免商朝的追杀，曾一度臣服于商朝的郑州地区。但随着商朝经历九世之乱后开始衰落，迁都至安阳，且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，夏朝的残余势力逐渐积聚了实力，最终与商朝爆发了新的战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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